2018 年第 3期(总第60期)

 

 

中国财政学会

 2018年 4月 16日



 

 

 

财税政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用的思考

邓力平[1]    王智烜[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研究也应该有新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在实践运作与理论创新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绩。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将激励我们把握新要求、奔向新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1+3”的现代财政整体布局,即未来我国财政工作要紧紧围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个总体目标,并且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预算制度与税收制度改革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攻坚。这既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要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发展的根本方向。同时,不能仅限于“围绕财税研究财税”,还应该 “跳出财税论财税”,要站在对新时代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新内涵的把握上看待财税站位,要研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财税政策运用,更要将国内发展大局与中国财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统筹考虑。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是中国加快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已经由本轮金融危机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同外围国家交换的体系向新兴市场逐渐崛起的世界市场逐渐转变。这种新型的经济地理发展路径方向是不可逆的,但其转变过程却受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而从中国对外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由小到大,成为当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新时代,中国对外投资达到拐点,资本流出量开始超过流入量,中国加快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在世界经济大变革时代、在中国对外经济走进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典型特征。在过去,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跨国公司,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是对外投资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带来的商品、服务的流通,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的流动,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价值分配格局不合理、基础设施等发展约束凸显、国家治理能力欠缺等多重因素必然会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的错配, 可以说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些矛盾也存在缓解乃至解决的可能通道。目前,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存在着明显双重特征,一是以企业为主体,特别是以私有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其遵循已有世界经济规律,以要素禀赋为依据,开展相关的对外活动,这是我国对外经济中的共性;二是以国家为依托,以国有企业为经营主体,其对外所依据的是我国自身比较优势,其活动不仅包括市场目的还带有国家战略目标,这是我国对外经济中的特性。这种对外经济活动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符合世界经济的主要规律,另一方面也带有中国特色,有利于缓解当前世界经济的矛盾。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起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如文所述,目前世界经济正在形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双轮驱动的“双中心”格局,其路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如何运用财税等手段,形成对本国有利的世界经济格局,成为当前各国的重要战略考量。从中国自身出发,“一带一路”建设是打破原有路径依赖以及形成新路径选择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朋友圈”的形成,有利于建设一个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中心同外围国家进行交换的新体系。之所以称之为新体系,就在于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性。当前,中国利用其比较优势,特别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活动,能够有效缓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硬件约束,也降低了其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治理要求,更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的矛盾。在此过程中,财税政策应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降低对外经济活动约束,促进对外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对外经济活动面临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约束。对内看,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当前经济处于“转向、攻关期、跨越关口”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大背景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会遇到结构转型、金融错配等一系列国内压力。而对外看,必须看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依然是人类的严峻挑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还面临着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一系列国际压力。财税政策恰恰能够有效缓解上述约束,促进中国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例如,支持“一带一路”投资的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弥补企业“走出去”带来的风险贴水,纠正国内和国际市场扭曲带来的不利局面。

二是加强各国间合作,提出中国方案。在协调各国政策应对本轮金融危机中,G20召开领导人峰会,其后包括货币、财政和税收等促进了政策同步、有效地提振了世界经济。其后,G20并未因经济复苏而削弱,反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进一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同样需要围绕财税、货币等宏观政策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借助已有国际平台和国际规则推动对外经济发展。例如,“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带来中国在相关区域内的经济地理集聚效应,税收政策协调将极大影响我国对外经济的产业布局,我国可以借助近年来建立的BEPS协议服务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平台助力对外战略落地。在传统国际平台上,由于历史秩序形成有其必然局限性,需要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中国主导的平台来凝聚国际力量,进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是加强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财税研究体系。笔者认为应该对现有财税根植中国大地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有充分自信,其展现的是“国家性、公共性、发展性、改革性与统筹性”“五位一体”的统一。财税政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运用既是财税统筹内外的重要方面,更要放在“五位一体”中国特色财税框架中理解。中国已有对外财税运用实践和经验由此很有必要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理论、框架和体系,为未来我国财税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指引。笔者近年来提出了构建大国财政应该要体现“两特两统筹”的观点,提出了大国税收要注重三个层面的看法,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支持。但随着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这些理论依然还有与时俱进、深入研究的空间。

最后,笔者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应该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核心利益不动摇,财税政策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难免要让渡部分经济利益进而实现战略目标,但必须坚持的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原则是本国核心利益最大化。二是“一带一路”建设有的时候要“跳出财税看财税”,不要仅仅盯着“经济账”不放,有的时候要算“大账”,算“政治账”、算“战略账”,“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三是坚持国际财税辩证观,就是要把握财税政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度”,既要坚持大国财政、大国税收理念,也要“量力而行”,财税政策运用不应过度超出自身财力、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 邓力平,曾聪.浅议“大国财政”构建[J].财政研究,2014(6).

[3] 邓力平,王智烜.树立大国税收理念 推动国际税收合作[J]. 税收经济研究,2015(8).

[4]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预工委、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协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纪检组长、部长助理、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顾问。

送:国务院有关部委,财政部各司局、部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建设兵团财政学会,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签发人:刘尚希

联系人:刘燕红  电话:010-88191123

 

 


 



[1] 邓力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王智烜,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


决策参考 2018年第2期(总第59期)
决策参考 2018年第4期(总第61期)

上一篇

下一篇

决策参考 2018年第3期(总第60期)

详情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